《实话实说》说了6年，央视名嘴崔永元就是一期一期说出来的名主持。2001年年初，他就根据谈话类节目增多的情况，将《实话实说》的风格进行了调整——开始拿新闻热点来开说：张忠义从菲律宾武装绑匪处归国，于是就请来张忠义；米卢带中国足球队冲进世界杯决赛圈，又请来米卢；于保法跨洋作证，当然也不能放过。

在拍摄节目之前，于保法就想着和崔永元接触一下，了解一下需要准备哪方面的内容，但将这个想法告诉《实话实说》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后，工作人员告诉他，崔永元是事先不和嘉宾接触的，这样做出来的节目才真实。

山姆·科兰一家也被请到了制作现场。内莉当时正在东平泰美宝法肿瘤医院陪安德雷斯接受治疗，而山姆是专程从美国飞过来的。

崔永元还请来了电影《刮痧》的制片人郑晓龙作嘉宾。

谈话的焦点自然还是山姆夫妇要来中国给安德雷斯治病反遇起诉，无奈之下山姆将于保法骗至美国，出庭作证赢得官司这一事件。

郑晓龙的观点很明确，他说这是两种文化的冲突，是文化差异的问题。

于保法也认为，这一事件的本身，说明中美无论是价值取向还是审美取向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和郑晓龙观点不同的是，这种文化差异，除了有民族差异在里边之外，还有一种美国人总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种骄傲的情绪在起着作用。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说很多女孩子到了美国之后，很快就把头发染黄了，眼睛上也贴上蓝膜，变蓝了。对于这种现象，一方面可以理解成她们适应美国社会很快，但另一方面却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她们的思想意识里，同样有一种对美国的崇拜。正是因为她们觉得美国更富有，美国的一切更先进，她们才去效仿人家的，这就像穷人在很多地方都效仿富人，乡下人效仿城里人一样。这样的结果是，美国更加无法真正了解中国。

他说美国看中国是俯视，而中国看美国是仰视。

他说美国就像个富佬，它总觉得中国就像个乞丐，它根本不可能会去仔细观察你，所以它也就根本没看清楚你的全貌。

而山姆·科兰却固执地认为，就这个事件本身来说，并不存在什么文化差异问题，而是医疗制度问题，是美国医生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的医疗事业是一个很大的商业。只要是商业，在操作时首先考虑的就是金钱利益，而不是考虑病人的利益。美国联邦法律又侧重于医生这一方，所以使这个利益更加膨胀，所以美国医生不让他们放弃化疗来中国。

交流当中，本身的文化差异就出来了。

相对而言，我倒更欣赏山姆·科兰的说法，因为，病症是没有国界的，是意志很难左右的，而制度却是因国而异的。

相对于“人治”和“无为之治”，法治无疑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和科学性。可以说，法治堪称迄今人类社会所能建构的相对理想的一种权威性制度安排，法治是“最好的人治”永远不可企及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因为所谓“最好的人治”永远只能是想象中虚幻的“乌托邦”。然而，法制本身就是一种有缺憾的制度文明，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人无完人，法律又何尝不是如此。法制的局限性根源于作为主体的人类的“无知”（有限的理性）和人性的变幻莫测（善恶兼容）。毋庸置疑，美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是国家和民族之大幸，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识之一。然而，片面地不切实际地夸治的功用则是不足取的，甚至会产生负面的破坏性效应。

从安德雷斯转院治疗而引风波可以看到，美国简直是“法律万能”了。但是，这种所谓“法律万能”的论调不过是“法律工具”的变种，意即通过强大的舆论支持和“话语霸权”将法律吹捧为一种不仅可以规定社会，而且能够改造社会的无所不能的万能工具，这其实是典型的构建理性主义孽生的怪胎，它盲目迷信人类理性。

其实，法律和道德永远是一对令无数哲人和智者煞费苦心依然无法完全破解的矛盾，二者的冲突和交融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西方有句著名的谚语：把凯撒的东西还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也就是说，世俗和精神两个领域的事务应当分别交由政府和教会管辖。参照这一谚语，不妨对美国的法律和道德领域进行一种说教：把法律的领域还给法律，把道德的领域还给道德。也就是说，法治在原则上不能干涉和侵蚀道德的调整范围，道德自律领域往往是与法治无涉的。企图将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包括私人生活、教育子女都统统纳入法律的管辖，这种“致命的自负”所遮蔽的何尝不是法治的悲哀？

不管是电影《刮痧》中的故事，还是山姆·科兰一家的际遇，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法律是有很大缺憾和很多局限性的，法律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适性，也不是一切社会问题都能转化为法律问题。美国人在享受法律带来的福音的同时，也应注意消解法治的“话语霸权”所遮蔽的潜在的破坏性和灾难性，警惕过于张扬的法治观念对私域（私人自治领域）自治性的吞噬。人的希冀、想象、浪漫和热情往往是没有边界的，而法律作为一种制度文明其功用则是有边界的，并不是一切社会问题都能转化为法律问题，放在法治这个“魔瓶”中予以消解的。

做完这一期《实话实说》节目，于保法还意犹未尽，说“有很多的话还没有说完”。

关于文化差异，于保法认为，中国和美国的两种文化，都是在各自的骨子里、血液当中的，想要真正的融合和沟通，很困难，现在的交流和沟通还保留在一个表层上。这两年，看到国内许多青年男女把头发也染黄了，新潮也好，另类也罢，但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们要有一个良好的态度，学习的态度。他们想尝试另外一种生活样式，尽管这些模仿是表层的。

于保法说，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学习和改进。我们必须看到并且承认这个现实。

我想起了崔永元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大使，名字记不清了，反正他是个中国通。

克林顿来中国访问那会儿，这位大使见中国方面对克林顿的礼遇规格如此之高，事后对崔永元说，中国不应该再是发展中国家了，因为我们国家在接待外国元首时，也不过像你们接待克林顿总统这样的规格，怎么还能算是发展中国家呢？

崔永元回答得很干脆，说我们的圣人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那是打肿脸充胖子。

其实就是一个面子问题。

中国人好面子，这本无可非议，但爱面子过了头，就会变得很盲目。

于保法说中国文化也有她落后的地方，而这种文化演变成政治就更难以让人接受。拿他决定回东平创办泰美宝法肿瘤医院为例，他已经往返在中美之间飞了78次。78次！八九百个小时的时间全在飞机上。为了自己的光荣和梦想，他不知疲倦在太平洋上空往返穿梭，以两种文化的撞击和整合来验证和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现在于保法就像个游牧民族的后裔，漂泊在中美之间。他说自己都感觉不到哪儿是自己的家了。在国内时，碰到某些社会弊端——本来很正常就能办成的事，真的办起来却变了味儿，非得用不正常的手段才能办成正常的事儿，这时他就想回美国。因为这类事情在美国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但到了美国后，又因为深层的文化隔阂而思念祖国——美国社会的某些弊端同样令他无法接受。

我设想着于保法的心态：以一个游牧民族后裔的身份，来观察祖国和美国。并不具备草原血统的他，梦却与钢筋水泥的城市一向隔阂。而在两个国家的怀抱中，他既渴望归宿又寻找出路，他流浪的青春是不断加速的。每每那种时刻，如同巨大的呼吸，说不清给他灵魂的，是慰藉还是刺激？他就像堂吉诃德，像那个浪漫主义时代的最后一位骑士：他的风车在哪里呢？他的长矛在哪里呢？

美国不是他的故乡，对于他来说，美国是别人的国家，它的繁华、它的尊贵，全是属于别人的，但只要把一间实验室留给他就行了——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要把一条清洁的马路留给他就行了——深夜里，他尾随一辆洒水车，风一样掠过美国人的梦境，对沿途的星级酒店、超级市场、银行、邮局、电影院视而不见。这才是他的美国，异域奋斗者的美国，子夜零点的美国。当男女居民纷纷入睡的时候，他还醒着，还在城市的梦里醒着。请不要盘问他是谁，在一个民族被忽视的社会中，在自己的精神被另一民族的精神磨盘挤压的城市，他是最后的哨兵，这是他的最后一班岗。请允许他以中国人的身份，在曲终人散的夜晚，在灯火辉煌的美国大街上，怀揣着古老的光荣与梦想，游牧美国。

而在中国则是另外一个世界，相对立的世界，也是平凡的世界。各机关单位之间的关系与人际关系，金钱与权力的竞争，政策与实施者的差异……这一切都使他神情恍惚。他几乎不愿上街，而更愿意躲进实验室做实验。因为一出门就无法回避这个时代由噪音、权力、齿轮与欲望混杂的风景。即使上街他的双手也下意识地揣在衣兜里，这注定他以保守的姿态与工业社会的文明擦肩而过——他怕他的幻想会破碎的，幻想是这个时代的易碎品。城市没有白日梦。城市没有勇气在白天做梦。白天的城市，哲学家一样清醒。

他想，总会有许多东西证明他曾经爱过、恨过、追求过，也失落过，直到由幼稚变得成熟。人总是生活在过程之中，就像一幅习作阶段的画，被太浓太淡的油彩，被过于生硬或过于脆弱的笔触所反复涂抹。这么一天蓦然回首，他发现他的一切都恰到好处，甚至当时最懊恼的败笔，对于其行程都是必要的。

于是，他不那么爱感叹了。

他曾经把自己回来建医院所遇到的困难和无奈讲给一位朋友听，朋友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一个男人为做某件事情而什么都不要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想，这有可能是他对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所抱的态度，使他的朋友有所感动吧。

于保法说，现在他的医院虽然步入正轨了，但他会经常想起创业初期那五味俱全的日子，那虽然磨难重重，却苦苦追求的心，并且深深地为之骄傲。那青春的每一下心跳他都记得，它是多么真实而值得怀念呵。因为他挺过来了，在最艰难时也没有放弃。

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生存和创业，《实话实说》一期节目，又怎么能说完呢！

于保法说在两种文化冲突中他必须寻找一个平衡点，尽管这样很累。其实他更多的时间是在想什么时候能真正平静下来，进行医学研究，然后通过临床把这个研究做到最好，再去被更多的病人和医生接纳和采用。他打了一个比方。说美国妇女如果是患上乳腺癌——治疗乳腺癌的最好方法就是切除乳腺——但是，她们一般是不会接受医生将乳腺切除的治疗的，大多数人宁肯回家等死，也决不切除乳腺。因为在她们看来，自己从此失去女性标志之一，远远要比死去还痛苦。而中国妇女如果患了乳腺癌，她只能听从医生的安排做切除术，而不考虑自身的残缺。

有些中国医生只是表面——治病救人，而不考虑审美的人生。他说自己的“缓释库疗法”及“癌魔空间结构理论”就是基于中美文化之间的东西——融合而生的。

起初，我对中国医生和美国医生在意识和行为领域的差异还是没能完全了解，直到2001年12月中旬，我因杂志社的事务出差广州，于保法也正好要由广州飞美国，我们又碰到了一起。接下来一位中国患者的举止，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于保法的理念。

说起来也真巧，那天上午，我在广州白云宾馆和香港过来的同仁商量我们杂志社的一些事项，中途接到了于保法的电话，说要回美国呆几天，又想起一些素材，告诉我一声。我说你在哪儿呢老于，他说在广州，我说我也在广州呀。

这世界真小，于保法就住在离白云宾馆一站地之遥的东海大厦。并且，他是晚上的飞机，我是晚上的火车。我当即对他说，处理完事情，就去找他。

下午，我在东海大厦和于保法神聊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广州一位挺大的干部打来电话。他的夫人患上了淋巴肿瘤，已经在广州接受了两个疗程的化疗，他们在《羊城晚报》上见到关于于保法的报道后，这位将军就把电话打到了济南，请济南的朋友帮忙了解一下东平泰美宝法肿瘤医院和于保法的治疗方法。

济南的朋友立马赶到了东平泰美宝法肿瘤医院，这才知道于保法要回美国，并从医院方面得到了于保法的手机号码。

这位领导得知于保法就在广州，就带夫人过来了，并再三跟于保法说，不要让广州这边给夫人治疗的医生知道，免得大家不愉快。

说病况、看病历，看各种医疗报告单，于保法和将军夫妇谈得火热，我是外行，在一旁静静听着。

于保法向他们介绍了化疗的不足和他的“缓释库疗法”的优势之后，领导夫妇动了心思。因为在广州的化疗，他们用的是最好的药物，一个疗程就要两三万块钱，这是其一；其二，两个疗程的化疗效果并不是十分明显。而让于保法用“缓释库疗法”治疗，两针20天才花8000块钱，并且效果会更好，更没有副作用。

领导夫妇还是有些犹豫，他们再三问于保法：“广州这儿的化疗和你的这个疗法不会发生冲突吧？我们能不能在广州化疗的间隙里，同时接受你的治疗？”

我大惑不解，既然准备接受于保法的“缓释库”治疗了，为什么还要化疗呢？多花了冤枉钱不说，还得承受副作用带来的各种不良反应。

于保法说这样做不是不可以，但从治疗效果上来说就不会比单纯用“缓释库疗法”好。如果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治疗，在做完“缓释库”之后，还得进行辅助治疗。

我实在憋不住了，问领导夫妇：“既然已经知道老于的疗法好，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化疗呢？”

领导有些犹豫，迟疑了一下才说：“给她（指夫人）作化疗的是广州肿瘤方面的权威，已经接受人家的治疗了，你又突然变卦，改到别处治疗，人家肯定不愿意……”夫人接上话茬说：“我用的是最好的进口药物，听说是美国产的，一般他们是不会给你用这么好的药的。”

于保法轻轻一笑，说：“其实我不能说用常规化疗这一方法治疗不好，这也是一个途径，并且是广为接受的。我只能说我的方法会更好，因为都是同行嘛。再者，我一直就不赞成用昂贵的进口药物进行化疗，其实化疗用药国产的和进口的其效果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做过药效实验，已经证明有效了，化疗时只是剂量多少的问题了。美国的药物对本国的癌症病人也不是效果都好，所以，没必要迷信进口药物。”

于保法还说，目前，中国的患者一般都是围着医生转，事事处处都得听医生的，但医生并不告诉你国产药物和进口药物效果是一样的。“我的‘癌魔空间结构理论’、‘整合医学’、‘缓释库疗法’，除了解除病人的病痛之外，更主要的是要传达一种思想给病人，让病人掌握克癌的精神武器，这里面就包括让医生围着病人转这一简单道理。医生应该告诉病人，哪一种治疗方法会更好，用什么药，怎么个治疗法，由病人自己来选择。但遗憾的是，现在所有的肿瘤医院，都不会这么去做。”

看上去领导夫妇很受启发，但最终还是采取的折中的方法，在广州继续化疗，间隙里偷着去东平治疗。

看来，中国的患者是怕医生的，而美国的患者怕的是法律，这是两种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吧。

事后，于保法分析说：“中国已经加入WTO了，这意味着和世界各国的交流和沟通会越来越多，将来的趋势必是世界一体化。讨论和寻找出各自之间的文化差异自然是很有必要的，但在两种文化还没有消除差异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如何去消除差异，而是应该考虑如何让它交融，只要是有益于我们的，就让它为我们服务，这才是当务之急呀。”

于保法不愧是于保法，思维敏锐得常常让人大跌眼镜。

是呀，中国已经正式加入WTO了，而我们还坐在家里津津乐道地讨论文化差异，对入世一点反应都没有，拿什么去应对世界？

正如于保法所言，入世后的中国医疗业注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无论从治疗方式还是思维方式。像广州给领导夫妇治疗的那位肿瘤界权威那样，如果他不马上改变思路和做法，即使是再好的权威，也将会被淘汰出局。

于保法打了个比方，说起美国的“9.11”事件。“美国人一直很自负——这也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有关，他们知道怎样去推销自己。他们始终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领导者了。比方说军事方面吧，他们曾经自负地宣称，自己生产的导弹分得出男女厕所，全球跟踪和定位系统更是没的说了。结果怎么样?那么大的飞机都没有发现。惨剧发生了，美国人的心态乱了，信念动摇了，‘9.11’改变了美国的一切。”

“9.11”事件之后，美国的股指下跌、银根紧缩、社会动荡、人们开始疯狂做爱等等等等，的确是信念破灭的一种反应，因为他们太固步自封了。而“9.11”事件相对于中国人，并没有从思想上带来多少震动，像广州那位领导夫人那样，依然崇拜着“美国进口的化疗药物”，这是不是中国人的悲哀？

曾经一度有个说法：“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亮”。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气候的宽松，这个提法没有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国人的心态就摆正了。看来，这还需要更多的摔打和努力。所以，谈论文化差异并找出差距，这条路肯定要走，但想立马就融会贯通，则是不可能的事。最好的办法是，在讨论的同时，立马就行动。

这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我释然。

于保法的确不同凡响。难怪他不经意间就制造出这么多奇迹来。

我说你的“缓释库疗法”是基础，跨洋作证是由头，因而引发了一场中美文化差异的大争论。中央电视台9个频道都做了关于你的节目，你可着实火了一把。

于保法大不以为然：“其实，战胜癌魔才是我人生的目标和境界。至于什么光环和掌声，那只是我创业过程中的副产品，包括其他名利等等。”

我想也是。

好在大众看到的“热点人物”沉沉浮浮也太多了，再也不会像昨日那样去追逐探秘。于保法的心态也是异常地平静：“与其给中国的群众和国外留学生去传递一种‘光荣’的信号，不如告诉他们一点——怎样沉下心来成就一番事业。在实际生活中，人人都有机会，都有可能成功，但一项成果只有一个，所以没必要以“光荣”和金钱作为目标去比拼。每个人大大小小的成功，都是在为社会创造价值，这最重要。”

对于自己已经是媒体的焦点人物，于保法俨然一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碧空云卷云舒”的样子。是真的成熟了，还是有更大的压力？或者，脱傻不够?